共和国精神与中国当代小说70年
来源:小说评论 | 时间:2020年05月14日

文/唐诗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经历了多次叙事革命和精神转型。共和国的每一次成长和锐变,都从多方面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共和国精神,指向的是“共和国”这一集体性的、民族性的精神总体性价值。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共和国精神,可以从人物形象、叙事精神和故事形态三大层面进行分析。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小说,因着历史和政治的需要,一大批作家自觉地塑造英雄形象,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英雄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对共和国精神的直接传达。新时期之后,小说叙事迎来新的变革,叙事风格开始变得丰富多样,但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其中的优秀作品都体现出作家深切的现实感。现实感是一种共同体情怀,它呈现为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真切关注和深度思考,这里面深藏着作家对现实、对时代负责的文学情怀,这是共和国精神的重要表现。另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逐步回到讲故事的传统,一大批作家投身于讲述中国故事的行列。讲好中国故事,关注和书写平民百姓生活,把各行各业中国人辛勤劳动、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日常故事讲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关怀,也是一种家国意识、民族情怀。

英雄形象与崇高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当代小说,继承的是解放区文学传统,携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文学特征。陈思和指出,“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战争需要英雄,而且必须是立场鲜明、积极昂扬。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共和国文学,必然会继续热衷于书写英雄人物,作品风格也要充满激情、满怀信心。而从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意识形态需求来看,也要求着当代作家去描绘共和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文学的方式论证和展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与崇高。

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代表性小说,普遍都有清晰确定的英雄形象,英雄人物能够最直接地彰显出共和国精神。这些英雄人物,我们可分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英雄人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者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呼吁作家们去描写刚刚获得胜利的革命战争: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

周扬这个“期待”,更是要求,有明确的历史观限制和内容、风格规定。“周扬的话流露出当时的文艺界官员对未来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设计: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在这一呼吁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风云初记》《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这些小说都是共和国成立初期所收获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经典,它们的最大价值,不是文学审美,而是它们所传达的价值理念和所塑造的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并巩固着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和集体精神。《红旗谱》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小说中朱老忠形象广受好评,他是一个兼有古代英雄性格、农民淳朴品质和现代革命精神的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比起多数概念化的英雄人物来,更具人格感染力。杨沫《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不一定是个理想的英雄人物,但其成长经历很典型地象征着中国现代青年内心的爱国情怀必然发展为革命行动,这也是共和国精神的重要内涵。孙犁《风云初记》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同时融入浪漫主义风格,叙述了高翔、春儿、芒种等革命人物的英勇事迹。《保卫延安》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王老虎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不畏牺牲精神,崇高而鼓舞人心。《红岩》写重庆地下党的革命行动,小说重在塑造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小说中江姐形象最为震撼,面对毒刑,她可以傲然面对。江姐形象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典型。以上这些小说,包括更多的如《林海雪原》等,都着力于再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小说所采样的叙述风格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传统、单一,从审美超越性来看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们所展示的革命史和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有其感染人心的故事效果。小说中的英雄是传统式的英勇壮烈、不畏牺牲的人物形象,他们为了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崇高性。

20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崇高美特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利奥塔等人的理论中,后现代的崇高是一种对无限可能性的表达。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以及作为有限的文艺作品,总是无法表达事物的无限性,因而崇高感在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往往是以一种怀旧的、匮乏的方式得到表现。或许,当代艺术要表达的这种作为匮乏性的崇高,不仅仅是艺术作品形式层面的问题,更是现实世界中当代人的精神问题。现代文化培育了现代人的个体自主意识,但也淡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情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谓的主体性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面对传统的、确定性价值的烟消云散,很多人会陷入自我怀疑状态。没有共同体维度作为精神支撑的话,很多人可能会陷入虚无和抑郁。为此,近些年来,重建总体性文化经验和建构精神共同体再次成为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回顾、感受共和国初期的这些小说经典来重建一种新的总体性叙事和共同体情怀?崇高精神指向史诗式的庄严与厚重,也指向英雄人物身上那种今天人所匮乏的共同体情感。当然,这种回顾不是简单的回归,我们所呼唤的是真诚的生活英雄,而不是虚伪的、概念化的英雄。虚伪的、概念化的英雄也不是共和国精神所能容纳的,只有真实的、真诚的英雄才能彰显共和国精神。

去除虚伪,也就是回到真实,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时需要有的一种基本素养。塑造完美的英雄人物,可以说是指向一种理想化的、浪漫化的人格形象,但过于强调完美,往往就会陷入虚假。不真实的人物形象,再完美也是无力的;虚假的英雄故事,也不会收获崇高感。为此,对于前述提及的小说,比较而言,我们今天会更加重视《青春之歌》《三家巷》《山乡巨变》《锻炼锻炼》《风云初记》等,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真实,其英雄形象也更为饱满。《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成长过程中面对一些人生选择时内心必然会有犹豫,这是人之常情。《三家巷》里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周炳,也会为情所困。《山乡巨变》能够写出农村基层干部的淳朴和人情味,而不是将他们概念化为教条主义式的政策传声筒。“周立波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塑造李月辉和刘雨生这样的干部形象而不是那种‘高大全’的新型农民和当代英雄,不仅表现出他对自在自然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个人身上善良、宽厚、天真的美好品格。”《锻炼锻炼》等小说则写出农村的真实状况。赵树理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作,能够真诚地反映民间的生活。以人民为立场,真诚地写出劳动人民平凡而伟大的真实生活,塑造富有人情感同时也具有民族和家国情怀、能够为民请命的精神伟大的人物,这种创作取向和精神追求才是真正的共和国精神所在。新时期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回到了这个基本的精神轨道,小说的现实感才越来越突出,作家的人民情怀才愈来愈清晰、可贵。

现实感与人道主义精神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中国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西方现代文学得到重新开掘。作家们开始自主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脉络和理论资源,也能够创作自己独特的文学叙述风格。开放包容的时代环境,真正带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为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很多文学流派和小说类型,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等。新时期阶段的优秀小说,它们最大的品质在于美学特征和思想品格,表现为共和国精神的话,则是其中的现实感和人道主义精神。

现实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最为核心的品质。“文革”结束之后,作家们的目光开始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实,能够书写真实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注重现实感,也就是真切地体验世俗生活、感受人情世故。作家有深切的现实感,也就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产生感情,能对承受苦难的人施与同情和怜悯,能为那些无力发声的底层人民发出声音,这些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作家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周扬强调文学是人的文学,提出“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肯定了‘伤痕文学’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揭露,也是对80年代文学的展望和呼唤”。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强调现实感、重视人性内容,小说故事抚慰人心的伦理价值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回到现实,回到人心,也就是回到文学的本源,在这个本源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经典,是共和国精神最为理想的寓所。

可以梳理一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迁,以见出当代小说的现实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伤痕文学抒发人内心的积郁。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写出“四人帮”政治势力对孩子心智的扭曲,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卢新华《伤痕》写出被极左思想误导之下一对母女之间的情感遗憾,书写“文革”带给普通人的心理伤痕。反思文学走得更深一步,在表达伤痕的同时,也反思历史,思考历史伤痕的人性缘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都是在直面历史伤痕,也是通过文学叙述来抚慰受害者的心灵。改革文学则回到新的现实,记述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劳动人民如何改变陈旧思维、真抓实干谋发展。《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很典型地表现了改革文学的价值取向,它一方面是迎合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问题。寻根文学虽是借鉴了马尔克斯等人的文学观念,但这一思潮的兴起亦有着八十年代的历史文化现实,它表现的是作家们对中国文学走向和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努力。八十年代是个过渡期,一切都还显得不确定,社会个体普遍是满怀热情却又无所适从,主体性是有待充实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韩少功、阿城、王安忆、张承志等,开始把视野投向传统与民间文化。王安忆《小鲍庄》缅怀一种已然消逝的“仁义道德”;阿城的《棋王》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传统的道家精神,对于个体自我主体性而言是能有启发的;张承志《北方的河》叙述的北方风光,彰示的是中华地理文化中雄浑、壮阔的精神魅力;韩少功《爸爸爸》则看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愚昧与顽劣,表现出作家期望通过现代启蒙来重建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也并非简单地搬用西方现代文学,先锋派作家只是通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把历史伤痕和现实困惑进行了糅合。王蒙《蝴蝶》《活动变人形》等,使用意识流等现代风格,在叙述中综合着人物的生平经历和现实遭遇,写出了文化的驳杂和人的复杂,表现出八十年代人们面对外来思想等各种新鲜事物时内心的纷乱。马原、格非、洪峰、余华、苏童等人的先锋小说,除开纯粹技巧层面的实验之外,还有着历史阴影和现实感受层面的情绪流露。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解构的不仅仅是故事的完整性,更是青年何去何从的现实犹豫。先锋叙事并不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主要还是新一批青年作家终于能够自由地运用现代叙述技巧来表现一些复杂的、传统方法难以触及的心理情绪和思想观念。先锋作家的现实感是直面自己的内在体验。何谓内在体验?它不是神灵赋予,而是时代现实作用于个体之后的内心反应。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纯粹叙事意义上的探索逐渐淡出,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具体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人把目光转向世俗生活,用叙述来记录最卑微、最琐碎的日常经验。新写实主义不仅仅是强烈的现实感的问题,更是携带着清晰的人道主义精神。方方《风景》写出一个底层家庭最冷酷的生存景象,刘震云《一地鸡毛》写出社会普通职工家庭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这些小说表达的是底层人物生命的卑微和绝望,作家对这类现实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怜悯与人道主义呼救。随后出现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如朱文、韩东、何顿、刁斗、林白、陈染、海男、卫慧等,他们的写作展现出更青年一代对于九十年代商业文化、市场经济全面到来之际的人心状态和伦理处境。像朱文《我爱美元》、何顿《生活无罪》等,这些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伦理问题正是九十年代商业化背景下的人性现实。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商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到2005年左右,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近1.5亿人。这一庞大数字背后,不仅仅是打工群体当中会出现王十月、郑小琼、盛可以等一批写打工生活遭遇的青年作家,更有一大批作家关注到这一城市化过程当中商业利欲思维侵入乡村世界之后出现的各种人性裂变。城市化转型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百姓生活改变最大的历史事件,这其中催生着无数的故事,吸引着东西、陈应松、刘庆邦、孙惠芬、方方等众多著名作家的目光。这些作家的作品如《没有语言的生活》《篡改的命》《马嘶岭血案》《神木》《歇马庄的两个女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写出底层百姓的艰难生活,记叙一些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为最无能力发声的人群发出人道主义呼救的人性之声。

现实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优秀小说的基本元素,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重视的品质。汪政说:“现实感,顾名思义就是对现实的感觉。”对现实有感觉,也就是对现实中的人、物、事有感觉。“人道主义”精神是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小说失去现实感,就是脱离时代现实、远离真实的人,也就必然变得无力和无聊。小说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人,不能对笔下的人物投入情感,不能对遭受苦难的生命给予悲悯,如此也就失去了小说作为人学的基本品质,也失去了小说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注重现实感的小说,必然是书写这个时代具体人物的作品,是真正写人民、为人民而写,具备这种“真实感”,小说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触及我们时代的生活现实和精神问题。而具备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能从最人性化的角度呈现人的完整性,同时也是用最人性化的眼光打量世界、批判现实。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用人性的声音来改造人、启蒙人,实现“人的完全恢复”,正是当前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时代使命。

中国故事与人类命运共通感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注重现实感和表现人道主义精神只是共和国精神的一个面向,还有另一面是这些小说、故事的民族性特征和人类性情怀。中国当代小说普遍还没能进入世界视野,但其实它们都具备世界性特征,所表现的人性情感和精神思想是能够与很多民族读者形成共鸣的。

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其小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就有效地接通了全世界读者的心灵。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演讲题目即为“讲故事的人”,演说结尾他说:“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讲述故事,在故事中表达作家的真理追求和正义感。莫言因着会讲故事获奖,更因为他的小说故事表现出杰出的正义感和真理追求而获奖。正义和真理,这是世界性的现实需求,也是人类性的情感希望。具体而言,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用魔幻的笔法写出一个孤儿的情感世界,这里面的情愫令人动容。《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和“我奶奶”之间的情感是惊天动地的,他们之间的故事传达着人间情感的世俗真理。余占鳌等民间英雄的抗日故事也摆脱了传统的政治宣传色彩,他们从人性、从良知这些正义感出发的反抗,最自然地打通着不同民族读者的心灵。《丰乳肥臀》用一个家庭的历史命运寓示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苦难,母亲可类比于中华大地,母亲的故事就是我们民族的故事。莫言在其中灌输着一种母亲之为母亲的最原始又最令人震撼的伟大:她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英雄,她只是作为一个生存于天地间的母亲如何忍辱负重地完成生育后代的历史重任。母亲的遭遇可以感动和震惊每一个读者,她的故事既是个人的、家庭的,也是民族的、人类的。还如《酒国》《生死疲劳》《蛙》等等,故事都有着特别的寓意,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包孕着无数历史和现实。莫言的创作,真正是贴着人物写的典范之作。形象丰满的人物,蕴含在他们身上的人心状况和人性力量,是对各种历史灾难和现实罪恶的深层次批判。追求正义,反思灾难,批判罪恶,这是近现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伟大小说所共通的思想品质。

莫言之外,还有余华、铁凝、张洁、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格非、毕飞宇、王安忆、迟子建、张炜、叶兆言、徐则臣等众多作家,都在讲述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故事。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中、长篇小说,至今备受读者喜爱。比如《活着》中的福贵形象,在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偶然的、必然的灾难折磨之下,一切都被剥夺,只剩下一头黄牛作伴,这里面的悲凉和沉痛,连通着全世界读者的悲悯之心。铁凝《玫瑰门》《大浴女》等,司漪纹和尹小跳的生命故事都阐述着中国女性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的人性选择和灵魂异化。张洁《无字》等小说写出几代女性的命运遭际,并以女性的视角讲述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天香》等作品,用女性的生命故事写出一个城市的历史命运。这些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所讲述的故事,往往更直接地意味着人性的声音。她们笔下的中国故事,以更细致的叙述呈现出更感人的情感,触动着整个世界的情感软肋。苏童、格非、毕飞宇讲述的江南故事,也从很多层面阐述着中国人的日常欲望和人情之思。《河岸》写一对卑微的父子,他们所维系的生活希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遗落。这对父子的生命故事,演绎出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的价值标准的变化,这种情感具有着人类共通性。毕飞宇《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小说,塑造一批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形象,筱燕秋、玉米、端方等,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是特定历史的伤痕,更是人性欲望的自我折磨。但不管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通过最终苍凉的结局和悲悯的情感,打动着我们还能读故事的心。还如贾平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以不同题材、不同风格讲述着中华大地上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故事。1993年出版的《废都》,获得过1997年的法国的费米娜文学奖,这部带着预言性质的都市小说,写出了商业时代、精神溃败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虚无与放纵。《秦腔》等则把故事焦点转回陕西乡村,呈现地方、民间人情风俗的变化,写出整个乡土世界遭遇历史转型时所导致的各方面的破败与沦落,这些故事是乡土的挽歌,引人感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事物的消逝。

中国故事当然不止于以上作家们提供的历史和现实题材故事,也表现在很多类型叙事特征明显的经典畅销小说中,像麦家、刘慈欣等作家,他们讲述故事的方式是带着类型化特征的,但故事本身却并不通俗,也展示出难得的人性考量,故事本身也具有清晰的民族特征。麦家的《暗算》《解密》《风声》等,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那些神秘的天才人物,比如容金珍,其人生那么璀璨,又那么悲惨。这些天才人物的遭遇,既是个人化的,同时,国家、时代感也特别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以及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天赋异禀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呈现。另外,好奇于天才人物的命运,这几乎是全世界读者的共通心理。麦家的小说能够走向全世界,这一现实数据也证明着麦家小说所具有的阅读魅力。刘慈欣《三体》被归入科幻小说,这个故事也有着清晰的中国特征,但其所关注的,却是世界性的、人类性的命运共同体问题。

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只要是关注中华大地上的人与事,诚恳地书写出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状况,都可以算是中国故事。以上提及的作家外,还有更多的、新一代的年轻作家也在热忱地关注和书写着这个时代的人生事物。像徐则臣《耶路撒冷》、乔叶《认罪书》、张悦然《茧》、王威廉《非法入住》、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等一大批小说,都在努力地表达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生活和人心现实。这些作品所呈现的精神品质,也是人性的、悲悯的、共情的,对接着全人类的情感需求。可以总结而言,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不仅仅为自我、为个体生活而沉思,更是以更宽阔的情怀在忧思着人类共同体的精神希望——这种希望立足于这个时代有血有肉的人心,它观照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现实,也勾连着整个人类的文明渴望。

从小说文本中提炼共和国精神,这是考察当代小说的思想性问题。而小说的思想往往不像哲学著作的思想那么清晰明确。伟大、优秀的小说,其思想往往是丰富而呈弥散状态的。我们从共和国精神这一宏大性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视野思考当代小说的思想特质,也只是一种维度,并不能因此而穷尽当代小说思想的丰富与驳杂。中国当代小说的经典性,内涵着共和国精神,但并不局限于共和国精神。或者说,共和国精神本身也是丰富而博大的,我们的总结和阐述只是有限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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